我国核电产业发展政策建议

       内容摘要：我国核电是高层政治家的决策，核电产业路线选择取决于精英主导的内部决策体制，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决策。高层政治家们往往更关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考量平衡，技术专家们则只关注技术自身的特性，结果常常是: 政治的优先性和技术的超前性成为政策的主要目标，而经济原则和工程风险的选择标准却被忽略了。

       ( 一) 核电发展规划必须符合国情

       若从1979 年决定建造30 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算起，我国核电在30 多年的发展中多年徘徊不前，虽陆续制订了好几个发展规划，均以庞大的计划开始，以不了了之、虎头蛇尾告终。例如，早在1977 年水电部就提出:“到2000 年时在核电装机容量方面达到5000万千瓦，赶上和超过今天的美国; 在快中子堆技术方面赶上今天最先进的国家法国和苏联。”1988 年能源部又提出: 核电要毫不动摇地执行“以我为主，中外合作”方针，集中力量研制60 万千瓦压水堆机组，2000年前后争取实现国产化、标准化和批量化。但几乎每个规划都落空，在这么长时期内，都没有制定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核电发展规划。

       核电工程不仅投资大、建造周期长、安全性要求极高，而且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。所以，要依据我国国情，全面考虑各种可能因素，制订好核电发展规划。一方面，应从我国电力、机械制造、核工业等多个产业发展现状出发，制订出符合实际的核电行业发展规划。另一方面，不论是核电厂建设的规模，还是与之相匹配的核燃料工业规模、核能应用技术的连续性和转移换代的速度节奏，都应从我国实际出发，以制定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核电规划。

       ( 二) 政府政策决策过程要公开、透明

       我国核电是高层政治家的决策，核电产业路线选择取决于精英主导的内部决策体制，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决策。高层政治家们往往更关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考量平衡，技术专家们则只关注技术自身的特性，结果常常是: 政治的优先性和技术的超前性成为政策的主要目标，而经济原则和工程风险的选择标准却被忽略了。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封闭性和政治性，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将自身利益加入其中，最终导致政策的变形。

       因此，要保证政策的实效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必须提高。这就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扩大执行主体的范围，建立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表达渠道，充分考虑技术、环境和资源约束等影响决策的客观条件，以不断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。另外，应建立政策执行的相关约束和监督机制，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界限应明确区分，减少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的不良影响，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。概括起来就是，决策过程需要更加开放、决策主体需多元化，执行过程需要尽可能地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       ( 三) 逐渐改革核电产业管理体制

       核电管理体制是在组织协调核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系和方法，核电产业管理体制如果不与核电产业发展实际和需要相适应，结果必然会阻碍或者限制核电产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 目前，我国与核电产业管理有关的主要机构和部门有: 国务院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核电产业发展的整体协调; 国家原子能机构，负责制定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发展规划和行业标准等; 原国防科工委现国防科技工业局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，是核电产业的主管部门;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负责核电项目建设审批; 国家能源局负责能源战略规划制定等; 国家环境保护部核安全管理局负责核安全、核材料管制、核设备监督、辐射环境等; 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，负责发电以后各环节的指导监管; 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，负责电力企业自主经营、行业自律服务等。可见，我国核电产业的多部门、多环节、分散式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核电产业的低效率运行。

       因此，必须完善我国核电产业的管理体制，这需要遵循以下两个原则: 一是核电产业管理体制要在项目立项、设备制造、标准确定和安全监督等方面充分结合核电产业的特殊性; 二是核电产业管理体制要能够发挥组织、调控、引导核电产业资源和能力的作用，促进核电产业布局和结构不断调整优化。

       现阶段是我国核电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如何从政策上保障核电的发展是我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。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，引来对核电政策与产业发展更多的研究。